李常受定罪宗派，卻建立了自己的宗派

李常受把宗派的基督教描述為墮落、分裂並與巴比倫有關。然而他所建立的運動，具備人們通常所說宗派的特徵：獨特的神學、遍及全球的眾召會網絡、中央出版機構、訓練、內部權柄，以及主的恢復裡面的人與外面基督徒之間的界線。

差別主要在名稱。眾召會不用一般宗派的名稱，而以「某地的召會」稱呼每一處聚會，並把這種措辭說成聖經的恢復，而不是組織名稱。但拒絕一個標籤，並不能阻止一個運動在實質上成為宗派。

李常受對其他眾教會的判斷

李常受不只是批評某些濫用，或承認基督教宗派帶來分裂。他把宗派制度本身描繪為撒但的、在神審判之下的。在同一段話中，他把宗派基督教比作巴別和巴比倫，又把主的恢復呈現為從其中被召出來的人。

他在別處的用語更為廣泛。一份地方召會的正式辯護文件重印了他的宣告：基督教、基督教國、天主教以及所有宗派都是墮落的。該辯護提供了啟示錄的前後文，並主張李常受所定罪的是腐敗的制度，而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這個區分值得注意，但沒有使這些話不那麼廣泛。李常受仍然把整個宗派基督教認作必須傾倒的制度。

一個擁有獨一職事與單一聲音的全球運動

宗派不只是招牌上的名稱。它是一個圍繞共同教義、身分，以及判定何種教導可被接納的方式而組成的宗教團體。按照這個普通定義，恢復在實質上就是宗派。它有與倪柝聲和李常受相關的可辨認教導、出版機構、協調的訓練，以及被鼓勵接受同一職事流的眾召會。

水流職事站自己的聲明說，一出版保守「主恢復中獨一的職事」。它把水流職事站和臺灣福音書房描述為把一出版與持續職事實際帶到眾召會中的管道。李常受說恢復的吹號「必須是一」（主恢復中的出版工作 ↗），又敦促工人受限制於一種出版物。

這些並非無關緊要的行政細節。它們決定誰供應眾召會所認可的教導，以及誰決定不同出版品有沒有正確的「味道」、亮光或權柄。這正是一個獨特宗教運動如何維持其教義身分。

得救的個人，被否定的眾教會

李常受確實說，每個宗派裡，包括羅馬天主教，都有真實、得救的基督徒。這一點應當承認。但這並不等於承認他們的會眾是基督教會正當的彰顯。一個人可以被稱為弟兄或姊妹，而他敬拜的召會卻被稱為墮落的巴比倫、撒但的系統，或在神審判之下的組織。

這是一種有條件的接納。恢復以外的基督徒可以被接納為潛在的弟兄姊妹，但他們的眾教會、教師與教義信念都被當作應當離開的制度的一部分。於是恢復被放在另一邊，成為正當的召會生活與神所恢復的道路。

許多不同宗派的基督徒有深刻分歧，卻仍承認其他會眾是真實的教會，並在可能之處尋求交通。李常受的架構留下的空間小得多：它承認個別信徒的救恩，卻否定大多數信徒實際活出信仰之眾教會的正當性。

當弟兄們不同意李常受時，發生了什麼？

關鍵的檢驗不是李常受能否對遠處的基督徒說出友善的話，而是基督徒挑戰他自己的職事時會發生什麼。在一篇論到恢復中異議者的已出版信息裡，他說他們的目標是毒害聖徒，使聖徒放棄他所教導的事。他稱這個情形為充滿病菌的疾病，並吩咐成員實行嚴格隔離。

完整段落可以在線閱讀，並非隱藏在短引文後面。李常受告訴讀者不要與異議者辯論，甚至不要探究他們在說什麼，因為與他們談話不可能不受他們毒素的沾染。這種態度沒有給那些對李常受教導作出不同結論、卻仍想留在基督徒交通中的弟兄們留下真正的空間。

這種做法在李常受之後仍然延續。2006 年，他過世九年後，眾同工發表了《關於朱韜樞，給主恢復中眾聖徒與眾召會的警告 ↗》；朱韜樞是藉著李常受的職事被興起、服事多年的同工。這份警告要求聖徒「標明朱韜樞弟兄以及那些散佈他分裂觀點和異議言論的人，並且躲避他們」，也勸聖徒「不要閱讀這些弟兄出版散佈的材料」。它列出的第一項指控不是道德敗壞，也不是否認基督，而是「挑戰並拒絕倪柝聲弟兄與李常受弟兄關於時代異象、時代職事與時代執事之獨一性的教訓」。眾同工為這份警告辯護的文章，以李常受 1990 年的隔離為先例。（以上引文譯自英文原件。）

一個把其他眾教會稱為巴比倫，又把內部不同意見視為毒害的運動，不會因為拒絕使用「宗派」這個詞就脫離宗派主義。它以更絕對的形式顯出同樣劃定界線的衝動。

這個雙重標準

李常受定罪其他基督教團體有獨特的名稱、分開的身分和不同的教義。然而恢復圍繞李常受的教導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身分、出版與訓練制度，以及對正當召會生活的特殊主張。這個制度不會只因拒絕「宗派」一詞而變成非宗派。

更深的問題不在於基督徒組織、使用職事資源或持守教義信念。每個教會都會作這些事。問題在於把其他基督教團體說成墮落，卻把自己的運動當成獨一的恢復，然後把質疑這個主張的人視為危險或分裂。

這就是為何這個對比重要。李常受不只是呼籲基督徒有更大的合一；他圍繞獨一職事建立了一個分離的全球團體，並宣告其他團體都是墮落的。這不是從宗派主義中恢復出來，而是一個雙重標準。